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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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网友要求贴出此旧文)

  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原载于《通俗小说评论》1997年第1期 有改动  

    同许多有成就的小说家一样,金庸的武侠创作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不仅在于技巧的磨练,也在于小说的表现主题不断的进步。本文将试图探讨金庸的小说思想是如何随着长足的人生而进步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一文中,金庸强调“技巧并非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因为个性和感情是金庸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本文就重点从这两项内容中去发掘金庸创作的思想脉络, 探讨他在武侠创作中所体现的思想历程。现在就从其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谈起。

  (一)

    1955年,金庸创作出第一部小说《书剑思仇录》。看得出他的是非观念受了些传统演义小说的影响:小说中杀清兵都采用痛快的语气,没有一个满鞑子给人留下好印象。而红花会的英雄们个个是侠骨柔肠的英雄好汉。红花会“反清复汉”的行动似乎仅在于决策上的失误:陈家洛不该盲目信任乾隆,而以改变统治者种族身份的方式夺回汉人统治名义的计划也太过简单幼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集传统文化气质与现代思想素质于一身的天才小说家,金庸已敏感地意识到传统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悲剧性,他塑造出一位具汉人血统的清室皇帝乾隆,以他的自私的阴险的本性来推动他亲弟弟、另一位具典型士大夫道学性格的反清首领陈家洛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悲剧。金庸虽意识到汉室思想的落后,又忍不住仍有汉族正统的观念,因而全书的价值判断显得相当模糊。民族主义事实上与小说政治主题貌合神离,而个人英雄主义仍屈居民族政治信仰之下。本书作为处女作,非但在描写和结构上粗糙生硬,且没有形成明确的历史批判观点。

    但主人公陈家洛还是该引起重视。此人的个性有着不必要的矛盾,非但在爱情中屡屡顾此失彼,且竟愿为实现可笑的政治计划而将心上人拱手让人。“反清复汉(明)”的思想在今人看来十分自大荒唐,陈家洛不适时宜的计划和手段更让人不以为然,但金庸仍宣布陈家洛是他最喜爱的男主人公之一,这是为什么?注意一下本书<后记>,金庸提到王国维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这使我意识到金庸欢喜陈家洛的原因。

    第十九回陈家洛夜闯少林寺,老方丈天虹与他谈经说法。陈家洛认为“佛家当普渡众生,不能忍心专顾一己”,老方丈便讲了一个事故,一个人相信了老婆婆的话出手相救,老婆婆趁机脱身,那人却因救人而自困.陈家洛便回敬他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

    “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这16字曾使我受到极大震动。相关续集《飞狐外传》中陈家洛出场,胡裴见他面有“郁郁”之色,他是在为香香公主的不幸而追悼自悔,还是在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伤悲?这令我想到金庸在封笔武侠之后三年写的一部传记《袁崇焕评传》,其中倾入作者在所有小说中难以表现出的激情,可见他对袁崇焕这一类人的爱意之深。广东文人袁蛮子在金庸笔下,也就有陈家洛那“不合时宜的执拗”的味道。袁崇焕不是不知道与满人议和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崇祯的疑忌,但只要是有利于全民族大局的,便奋不顾身去做。这就是所谓“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思仇录》中陈家洛关于仍让乾隆做皇帝,只是以汉人的名义统治天下的计划虽然可笑,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腔热血,犹使人感动。我总觉得他的身上岂止有王国维这些老乡亲的影子?中国千百年来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英秀人才其思想和精神在陈家洛口中这16个字上,都可见之一斑。可惜由于全书价值判断不明确和写作技巧的粗糙使这一主题不能得到充分适当的体现,但从此,这种积极人世、为国立身请命的思想和气概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生主题之一。从陈家洛至袁承志、郭靖、张无忌、萧峰……,金庸的技巧不断地进步,思想更趋向深刻实现,但这一主题始终明朗清晰地屹立着。既便是在深刻进行历史、文化批判与反思的压卷之作《鹿鼎记》中仍占一席之地。一生反清复明的陈近南被主子杀害,但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原则。金庸很动人地描写他的临终遗言,以韦小宝的悲伤抒发他深深的悲恸。金庸对这些为大众终劳一生的先辈们,是一直敬仰的。

    第二部的《碧血剑》继承了上一部一样的题材特征,同样是汉族人与外族人之间的抵制与对峙,但场面转移到乱世的明末元初,场面更宏大。主人公袁承志自发愤报国到灰心退隐,一生的经历总的来说过于顺利,个性缺乏力度,欲图体现其父袁崇焕的精神气度是不成功的。但他毕竟起到了一个视角的作用,使小说在主人公艺术形象单薄、人生主题漫无目的的不利条件下,对于历史有了明确的洞察和批判。小说中极力描写汉人集团----李自成集团或崇祯皇室内部的四分五裂,统治者自大狭隘的可鄙性格,又描写出异族集团强大的整体力量,从此正式开始了对历史实现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主题政治思想,仅成为历史人物的客观局限、或个人英雄主义的某种表现方法。种族意识也不再支配小说的是非观念。今后的创作岁月中,民族一律平等的大同思想变得越来越明确。

    金庸声称《碧血剑》实质性的主人公第一位是袁崇焕,第二位是金蛇郎君,金蛇郎君夏雪宜的事故很吸引人。他就象《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因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对待而进行残酷的报复。此人先为了报家门血海深仇而进行疯狂的报复,甚至随处玩弄不相干的女子,后因爱上了仇人的女儿而放弃复仇计划,却也因此反遭仇人暗算,但他对爱情至死不渝。死后仍能找到继承人完成遗愿,并维护自己的尊严。尽管他的主要事故仅占两个章回,且都由当事人回忆而得,但丰富的个性光辉远远盖过了其他人。为什么要这样投入地深刻描写一个杀人如麻、正邪兼杂的人?陈家洛以社会的功利观点压迫自己的生活需求,最终一无所获;金蛇郎君收发皆由心性,却体现出极大的干涉力。前后只相差一年,金庸的思想体会有了多大的变动?

    像许多中国文人一样,金庸一方面努力坚持个人在社会中积极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出于敏感的艺术情趣,对浪漫与自由的个性充满了幻想和渴望。倘若使人性的挥发得到充分的自由,就必须去掉一切世俗的道义观念,甚至善恶之分也是一种束缚。当然这也产生极大的破坏力。金庸曾说过小说不是道德教科书,若不以道德来衡量,金蛇郎君就是明确的正面形象。他体现出一种叛逆性格强大的杀伤力和生命力,充满对命运的不屈的抗争和对激情的向往。袁崇焕与金蛇郎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同时成为从未出场的实质性第一第二主人公,完全说明由此时起,两种不同的人生愿望----积极于功利社会的价值追求同自由浪漫的天性需求的对峙。早期作品中显然是前者占了上风,但慢慢随着年岁的累积,二者之间此消彼长。

    在《射雕英雄传》中,这两种人物同时被进一步加以渲染。首次成功地塑造了郭靖这样一位地地道道的英雄人物,而其他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体现出最鲜明的个性。作者的技巧有了长足的进步,非但开创了以人生成长为主线的武侠小说风格,人物形象描写都突出重视个性的色彩与发展规律,比起以前两部要进步得多。郭靖看似继承了陈家洛、袁承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但他的英雄主义明确是出于对正义和人道的捍卫,当他死守襄阳时想的主要是别让生灵遭到涂炭,而没有同岳飞一样“还我河山”的雄心。当他长大成人踏人中原后,也许被薰着了些种族意识,这也是历史人物的必然发展规律,但他仍尊拖雷为义兄,尊成吉思汗为大汗。不象袁承志,虽已体会到皇太极有汉人不及的仁义与才能却仍要刺杀他。人道的东西从此时起正式影响金庸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抉择。

    郭靖与黄蓉的成熟形象还出现在续集《神雕侠侣》中。这两人性格互补,搭配得很有趣。黄蓉的任性甚至自私被发展到自作聪明的狭隘中,她处处提防杨过怕养虎贻患,而郭靖有所谓“外愚内慧”,关键处总比黄蓉高上一层。这又体现出金庸对世人的一种看法:自做聪明的人总是反被聪明误;而看似愚钝的人因为天性纯朴,往往无往不利,至少绝不会象陈家洛那样背缚沉重熬煎的人生。想来这就是金庸将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再降低的原因。知识虽是启蒙开化之物,但所知越多,犹其所谓道义礼教对精神灵魂的束缚也越大。主人公们不识字,没有了正统文化对精神的束缚,在处世时就往往随遇而安,个性更有挥发的余地。这同金蛇郎君夏雪宜不分善恶的行径用意是一致的。

    当然此种观点并没有多少实现意义。鲁迅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批判过“人生罪恶识字始”的论调。文明的创始意义不能因为它的副作用而完全抹杀。金庸也只在主人公视觉中体现这一迷惘。他只是意图对这一人类的歧途现象进行反讽。就象萨特有无数崇拜者,《等待戈多》一直盛演不衰,但自杀的虚无主义者毕竟不多一样。这一思想一直固执地延伸到后期的杰作《侠客行》中,反讽的意味被挥发得如水银泻地,奥妙无穷。用后来金庸发现的佛教用语来说,这就是人认识过程中的“所知障”。当然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们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也是基于写实。本来就是舞刀弄枪的武人,没机会和兴趣念那么多的书。

    《射雕英雄传》后几章中,郭靖开始思考起人道主义的问题。他见宋元连年交兵,生灵涂炭,很为自己在西征时的杀人行为自怨自责,甚至宁挨打也不还手,梁子翁咬住他喉管时他才本能动手自卫。小说末尾他与成吉思汗论及古今英雄之事,指责成吉思汗使不知多少妇孺哭干了泪,不知多少白骨积成了山。可惜描写这一思想过程时缺乏力度,又后事未果,大概国难当前,抗敌为先,守护襄阳百姓要紧,也就来不及考虑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了,读者也就处之淡然。单纯以人道主义的观念来看,所有的战争都无任何正义可言,残杀流血是人类的可耻表现。不管各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打何种旗号,受害者终是黎民百姓,但是这样单纯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功利的政治社会是行不通的。比如大作家沈从文在内战时撰文指责内战双方,呼吁停战,他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郭靖以后数年,另一人物萧峰出现,他捡起郭靖遗留下的问题,苦苦思索,沉浸于深深的悲悯中;萧峰的结局是极悲壮的,也主要是这一思想使他的人格跳出单纯的忠君姿态,上升到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高度。

    续集《神雕侠侣》的可看性比《射雕英雄传》差一些,更多是技巧上的粗糙。我以为要不是有郭靖、黄蓉、郭英等人的成功塑造作弥补,几乎成了金庸作品中唯一的败作。但是为什么金庸称它是自己最欢喜的四部写情较重的小说之一?恐怕还是因为写作中感情与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原故。小说中第一次流露出对世态炎凉的感应。杨过的遭际十分不幸,他从小受到黄蓉的疑忌与冷落,被武氏兄弟以及郭英仗势欺负,其后又在全真教受尽冷落折磨,势利人都欺他是孤儿。直到入古墓派拜小龙女为师,杨过觉得师父虽性情淡泊,待他却真心实意,从此由感激而生爱意。后来遇到疯颠的西毒欧阳峰,又觉得此人憨直之极,便拜为义父。杨过一生最惨的遭遇便是为了不让武氏兄弟自相残杀,用计制止,却被郭芙斩去一条手臂。他的成长遭遇实在是金庸的主人公中除狄云外最凄惨的一位,最后得以与小龙女团圆,是借了世俗的大团圆的神话。

    这是金庸第一次考虑世态情人。早期陈家洛仅因为义父遗命就能当上总舵主,倘若是实现的社会,派系与权位斗争又是如何激烈,拥戴一个从不认识的年少做首领,即便上上下下都讲义气以大业为重,也总有不少强头倔脑的事发生,他这总舵主绝不会当得这么威风。袁承志用剑架在归辛树儿子的脖子上,叫双方停战,说明原因,再将寿桃中的补药喂给孩子吃。归氏夫妇的表现也决不可能象书中那样前嫌尽弃,惭愧感激,因为面子上更难以下去,接受一个自己一向排斥的师弟的施舍,心底下应该讪讪的,七省武林盟主也不可能仅靠口头推选就遭公认,袁承志至少要跟人动几场武,流血是难免的。冲突未必会因为明确的利害关系才爆发。这一点金庸已经意识到。

    《神雕侠侣》中有许多令读者不解的地方,与《射雕英雄传》前后只相差一年,熟悉的角色却走了样儿。东邪、西毒、北丐、南帝、袭千仞的结局太草率无味,这只能归罪于续书本身的难写,连作者自己续书都这样难,怪不得《红楼梦》后四十回成了附骨之疽。但是这些人前后书中的价值取向完全颠倒了。在《射雕》中,洪七公的善良挚朴与欧阳锋的狠毒是明显的对比,洪七公几次救欧阳锋却被他反施毒手,尤其欧阳锋还暗杀了江南五怪嫁祸于黄药师。可是在《神雕侠侣》中欧阳锋反成了杨过的义父,洪七公却面目大变,没有什么慈祥之色,也一样疯疯颠颠,最终二人火并,临死神志清明,认出对方大笑而死。为什么西毒显示出的不是毒,而是爽直?为什么这二人互拼而亡时,凄凉大笑?失去常性的疯子反露出挚朴的一面,道貌岸然的正派人士却一再亏待杨过,如果是因为草率续书,胡诌乱写,也不必将人物的性格做这样大的改动?小说中还有一处超常的地方,小龙女遭受尹志平的奸污,这与金庸小心翼翼对待爱情的态度不符合。一般读者也觉得不舒服。

    据我的推测,写作此书时金庸的写作思想正处于重要的转折阶段。他的道德观念开始产生极大变动。他试图对传统中善与恶的区分概念,婚姻爱情的正统观念进行挑战。洪七公与欧阳锋凄凉大笑、互拼而亡,传达出一种迷悯的心态:孰恶孰善、孰是孰非?杨过与小龙女反叛性的师生恋更体现出他激进的挑战意识,非但是对男大女幼的婚姻爱情观进行挑战,更对中国传统的伦理贞操观念进行挑战----他让尹志平强奸了小龙女,小龙女明白真相后竟也只有“迷迷糊糊”这样一种对“贞操”毫无观念的心态。这一设想从根本上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在续书中对原有思想进行改革是很难行得通的,题材中的价值观念在前一部书中已经定性,如果续书忽然面目大变,又难以从原书中的设想里彻底摆脱出来,创作思想上就出现混乱,人物举止就不明不白,甚至加上写作技巧本身没有成熟,事故就行不通了。上述提及的东邪西毒们的结局潦草无味就是个例子。最主要的还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事故缺乏吸引力。即使加上杨过断臂、小龙女跳崖的情节也鼓不起读者的兴致。杨过从一个小孩子长大一跃而成师父的情人,这个过程中没有爱欲的相互吸引,只有夸张的难舍难分的姐弟之情。两人在个性上体现得不和谐,尤其是小龙女这样生性淡泊无欲无求的女子,如果想激发她的爱情心理,必须表现出她内心的激情与渴望,可是就在小龙女跳崖后,在16年的相思中,她竟然仍保持得淡泊无欲,心平如镜,怎么可能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杨过是金庸喜爱的人物之一,也许是因为他身上具有的自由活泼的灵性。可惜因为功利性的创作观念占了主导地位,缺乏描写的可信度,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显得生硬牵强,而爱情正是体现他个性决定他命运的主要线索,因此比起以后的令狐冲,杨过要稚嫩很多。但至少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物比及郭靖、袁承志、陈家洛等一干人的进步,就是他看待世界好坏的方法是以心而论的,并不是以所谓堂皇的是非观念、义气伦理而论的。他甚至拜了西毒为义父。杨过最终退隐江湖,是个地道的隐土,这一类型也是金庸笔下的理想人物之一。

  (二)

    1959年,金庸创作了《雪山飞狐》,由此技巧开始成熟。我推测他大致在1960年撰写《飞狐外传》,1961年完成《连诚诀》,这一段时期是重要的时期,金庸的创作思想与技巧有了明显飞跃,尤其言情的描写步人金黄阶段。对于丑恶的世态与世俗的社会,加强了批判的力度,加宽了批判的层面,加深了情绪的愤激。

    在1959年以前的作品中,坏人与恶势力只有几个人,最多是个把集团。但是1960年前后,一个铺天盖地的丑恶局面被揭开。一个个俨然自重的侠士,为了利欲,你争我夺,使奸行凶,丑态百出,个个不得善终。在《雪山飞狐》这一篇不长的小说中,一桌子高谈阔论的武林人士在互谈往事中揭露出上代人的卑劣隐私与阴谋,并相互揪斗攻击,丑态毕露。与这些人的鼠目獐脑、卑鄙阴险相较而言,胡一刀的豪情与善良给人强烈的印象,但是这样一个人也死在卑鄙小人的暗算之下。苗人风的悲剧感虽没有胡一刀强烈,但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痛失良友娇妻,尤其他逞一时之怒气当众让田归农下不了台,这间接导致了胡一刀一门悲剧的发生。田归农表面上对苗人风俯首贴耳,暗地里恨之切骨。仅因为一次屈辱的经验而产生莫大的妒恨,可以反映出一种虚荣习气养成的心理的阴暗,金庸对于人性的真正体验与批判,是从《雪山飞狐》开始的。

    《连诚诀》将世人的阴险嘴脸再一步推向极致。不知情的无辜受害者狄云在不幸的人生遭遇中发现上一代的师父师叔伯们为争夺宝藏秘诀而进行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他们甚至联手狙杀了他们的师父,最后三人赤裸裸地自相残杀。知府凌退思为逼女儿讲出秘诀,竟将女儿抬进棺材活活闷死。所谓江南四侠“落花流水”中水笙称为花伯伯的那一位,竟然将义兄的尸体吃了!丁典与凌霜华之间惊天动地的烈火爱情,狄云与戚劳之间青梅竹马的纯真爱情,都被这充满阴谋与冷酷的世道扼杀了。到处是可怖的陷井与残杀,人性中自私的丑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初看《连诚诀》时对金庸的作品接触还不多,当时十分震惊,从来不曾想象通俗小说可以写到这样深刻的地步。《连诚诀》中人性批判的余音缭绕,小说中狄云在茫茫大地上徘徊游荡,遇到苦苦等候他的水笙,事故便嘎然而止,读者难免意犹未尽,作者金庸想必也如此。几年后创作出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诚诀》脱化而来。此时作者的愤激已转化成进一步深刻的批判,岳不群之流没有恶到灭人伦的地步,然而虚伪的表面与丑恶的本质对比更加强烈。夺宝改夺权,人物增多,从三个师兄弟扩展为五派掌门,争斗核心也化为两个----另一处魔教的内部斗争。最虚伪阴险的都是主人公的师父,青梅竹马的师妹误嫁非人,同样被丈夫利刃穿胸。

    在传统古典小说的概念中,“天地君亲师”有着无上的尊严,就连梁羽生这样打着“新派”招牌的武侠小说家,写作时也不忘传宗接代的意义,侠士的后人永远是侠土。金庸断然揭露道貌岸然的所谓师长、侠士、名流云云,都可能有极丑恶的一面,仅这一项认识已能表明他作品中的叛逆性,当之无愧为真正的“新派武侠小说家”。

    1959年也是金庸的言情创作步人成熟的一年。金庸曾一再强调他写作中最重视感情,感情包括很多种,也有他自己对事故的感情在内;但无疑这主要是指爱情描写而言。1959年以前的爱情描写不大成功,主要是人物没有配备合适,袁承志、郭靖的女朋友都甚为任性自私,杨过对小龙女的感情跳不出敬爱的感觉,陈家洛将国事悬于私事之上就更别提了,香香公主的神艳气息也太浓,缺乏通常人生的回声。从《雪山飞狐》胡一刀夫妇的侠骨柔情开始,言情有了明显的飞跃。首先胡一刀夫人英姿勃勃体贴温柔的可敬形象,是一系列至情至性的美好女性塑造的开始。自从她出现以后,爱情中的当事人对爱人都体现出无上的理解与信任,即便是遭到沉重打击的爱情,也是因为命运的因素,很少是出于误会或猜忌。照我的理解,实现中的爱情不可能这样纯净,然而武侠小说本就是“成年人的童话”,它应该是经过纯净过滤,又添加人缤纷色彩的人生。

    关于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已有人特撰文详述,一一解析分明,我也不必对他的精心编织的一张张恋网作仔细的分析,我只是觉得金庸在爱情的创作中不自觉地抓住了最能体现爱情的力度的要点。由于这一要点的充分体现使得爱情不需要详尽的感情场面描写就显得轰轰烈烈。这一要点就是:抓住人物的个性力度来体现爱情的深刻内涵。尤其是抓住女主人公善良正直,往往为情而献身的性格特征。比如《连诚诀》中的凌霜华,她从未正式出场,一切事物从丁典口中叙述而出,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从丁典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她原来是个爱种菊的清丽脱俗的官家小姐,毫无保留地爱上一贫如洗的丁典,最终也因此被父亲活活闷死在棺材里。令读者震动的有这样几处:一、为了反抗父亲的逼威欺压,她用刀把自己的脸砍得皮翻肉烂,十分可怕;二、为了慰勉被关在狱中的丁典,她在丁典能够看得到的楼台上,每天换一盆菊花,丁典于苦难中见到日日不同的名菊,时常露出微笑。三、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处,狄云打开她的棺材,发现她的手臂一直撑在棺材盖上----至死也没推开棺盖。但她临终时牢记与丁典共同许下的誓愿,谁将他们二人合葬一处,就把寻宝藏的秘诀告诉他。于是凌霜华在呼吸困难中用长长的指甲在棺材盖的里面一一划刻出那道无数人为之颠覆生死的数字秘诀。这样强烈的跨越一切世俗名利生死的个性体现在至死不渝的爱情中,当然有惊心动魄的魅力。又如《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她爱上了义兄胡裴,但是胡裴爱的是袁紫衣,这也难怪胡裴,袁紫衣活泼可爱,又十分漂亮,而程灵素面色腊黄。更何况袁紫衣是胡裴一生中的第一。温柔机敏的程灵素知道心上人永不可能爱上自己,她见情人中毒已深,便用唯一的救治方法----舍命吸去毒血而了结自己。死后又使用七心海棠清理门户,遵守向师父许下毕生不杀一人的誓言,金庸对程灵素的钟爱是无以复加的,说她知道情人永远不可能爱上自己,便用情人的血毒死自己,“很凄凉,很伤心,但不愧是毒手药王的弟子,天下第一毒物七心海棠的主人”。程灵素的爱情因为她温柔与坚毅的个性体现得十分动人。相比之下,袁紫衣因为本人是个尼姑,不敢违背师命,屈从命运的安排而斩去情缘,这样的爱情观就显得弱得多。

    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金庸笔下最成功的爱情事故,往往以死亡来推动高潮。当然死是永远动人的题材,倘若不死,地老天荒许多年后,再强烈的激情也会变谈,也许还会变质,猝死了结了人在漫长时间内的变性可能。金庸笔下的死亡抓住了主人公尤其女主人公们在爱情中不计私利、奋不顾身的高尚品格,她们的死亡体现了爱情的崇高,比起1959年以前的爱情少女来,她们温柔而善良、勇敢而机智,对爱情有至死不渝的执着,往往不惜以身殉情。这种刚柔并济的塑造使武侠小说中的爱情真正体现出“侠骨柔情”的风范。而归根结底这又得力于人物的个性内容,我们总觉得胡夫人很好,程灵素很好,纪晓芙很好,凌霜华很好,阿朱很好,为什么不说她们的爱情事故很好!因为她们的爱情是由于她们个性的牵引才发动的,爱情中最真切的内容,不是所谓的情欲,所谓相爱的真谛或过程,而是丰富生动的个性。

    那些没有为情而殉身的年轻人,虽然在个性的力度上有所减弱,在个性的层次拓展上却也有丰富的内涵。尤其许多单恋环节中的情痴少女如《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笑傲江湖》中仪琳等人都温柔而倔强地专注于一个对象。她们都是很可亲可爱的形象。又有一些少妇类型的女子并没有打算为感情而牺牲,却不幸成为尔虞我诈的争斗圈套的牺牲品,与她们有类似性格的女性或许会同情她们。比如《连诚诀》中的戚劳,为保全夫妻的情义去救出恶毒的丈夫,反被丈夫插了一刀,临终喃喃“一日夫妻百日思”,又如《飞狐外传》中马春花误服毒药,弥留时仍惦念着置她于不顾的福康安。这些都是中国妇女传统心理的体现。最典型的要数《笑傲江湖》中的岳灵珊,被凶狠的丈夫狠插了一刀后,仍恳求师兄今后照顾好她的丈夫,并唱起丈夫从前教她的山歌。实际上她从未与林平之做过真正的夫妻,竟然也会有这种典型的少妇心态。仔细想来,与她性格中的争强好胜也有关系,不愿承认自己的爱人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宁可让自己相信这是一次失手,将这虚幻的爱情维持到最后。

    强调发掘人物的个性以体现各种爱情丰富的内涵,这一点在《倚天屠龙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倚天屠龙记》主要书写两代人的悲欢离合,两代人不同的遭遇与人生观,不同的命运结局,更多的是爱情遭遇的对比。张翠山于患难中娶曾经作恶的邪教教女为妻,10年后回乡发觉妻子是陷害义兄的元凶,在激烈的冲动与矛盾中拔刀自刎。妻子殷素素也自杀殉夫。此后他们儿子张无忌的事故占去了小说四分之三的篇幅。张无忌一开始在四个女子中打转,经历了种种磨难坎坷之后,他发觉自己欢喜的是汉人痛恨的鞑子亲王的女儿,他的情意坦坦然然地归属于赵敏。除张氏父子以外,纪晓芙与杨不悔母女的恋爱经历虽然是略写,但对比反差同样地强烈。纪晓芙被迫失身于魔教光明左使杨逍,又爱上了他,但为了遵守礼教门规,从爱人身边逃了出去,却撞上逼自己去害杨逍的师父,不屈而被杀。女儿杨不悔爱上了母亲的前任未婚夫,却大胆地提出来,冲破世俗成见,最后与殷梨亭结为美满抗俪。

    如果说,金庸试图以下一代人的坦荡、放开、随和与勇敢否定上一代人在种种道义教条束缚下过于沉重的人生思想,那么这一项用意是不甚成功的。因为张翠山与纪晓芙的殒身体现了他们的刚毅的人格力量,在矛盾中激发出的性格悲剧动人的光辉。而张无忌性格上的浑浊导致了整个事故的失色,杨不悔单一的性格也不及其母有更深的内涵。虽然张无忌的五角恋爱事故比起张翠山来篇幅长了数倍,但仅这四种少男少女初恋类型的事故,完全抵不上那纪晓芙所谓“不悔”的惊天动地爱情力量的一半。机敏能干的赵敏之所以欢喜张无忌,开始于张元忌脱下她袜子搔脚底心逼讨解药,又握住她的脚套上袜子时,一个骄傲的少女初次与异性肌肤相接,有了所谓“青春期的萌动”,是初恋中最单纯的一种类型,殷素素爱的张无忌也只是一种虚幻的偶像,也象如今欢喜“追星”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周芷若不用说,虚荣心与占有欲占了主导地位。小昭是典型的感恩。这些经过武侠夸张的爱情事故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颇有教育意义,然而并不动人。我曾仔细分析过金庸笔下的爱情是以突出个性,尤其是有力度的个性来体现的,张无忌等五人虽然性格各异,毕竟张无忌与赵敏都缺乏内涵。他们的搭配也不适当,赵敏就象是《红楼梦》里的探春,很难想象竟会恋爱。所以爱情就缺乏动人的光彩。下一代人的事故虽然比上一代人丰富,却比上一代人黯淡很多,浑浊很多。当然也有技巧不到的原因,比如杨逍杨不悔父女的塑造明显有敷衍。主要还是个性的力度体现不够的原因。《笑傲江湖》中爱情描写细致人微,深人到层层心理活动中,但由于岳灵珊本人性格上有极大缺陷,令狐冲对她的激烈相思就引不起读者共鸣。至少缺乏可信度。我这么想着,未必读者都这么想,大概很多人还是欢喜欣赏万花筒一般多变的趣味意义,不太重视感情上的震撼力,对张无忌与四个少女的感情纠葛也许反倒觉得有趣。金庸在<后记>中注明这样的爱情事故可能更“实现”一些,有些读者就欢喜接受实现的东西。

    总结一下对于金庸爱情描写的看法,就是注重性格决定命运的规律,用个性的力度体现爱情的力量,用个性的层次体现爱情的内涵。面对面的爱情描写最难,就是曹雪芹老夫子,也是在逝世前不久才写成所有宝黛的场面。写爱情出名的中国作家不少,一些女作家们拼命夸张男性欲疯狂的激情,是出于女性一厢情愿的虚荣心;古龙将男人随心所欲的性能力渗透在男女关系中,同样是出于男性自大的想象力。金庸是曹雪芹以外少数最好的言情家之一。除了一些以趣味为主的爱情事故,在所有正式的爱情中,为情所困的人大都体现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与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也绝对没有沾上实现的俗气。从历史的实现条件来看,女子要守住贞操,男子绝无禁欲的道理。像《天龙八部》中大理王子段誉,19岁从未亲吻过女子,很难让人相信。胡斐、郭靖等年少人还罢了,象萧峰、陈家洛这样的大帮会首领,虽有门规帮规,只是严禁奸淫,宿娼娶妻天经地义。何况古时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父母双亡,也须门当户对,自由恋爱的可能性很小。之所以有意抹去这种历史性人物的世俗特征,是为了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武侠小说在金庸手中成为真正意义的“成年人的童话”,启发成年人的趣味和思想,人性在尽可能向深刻实现靠拢时不忘维护主人公的纯洁。

    《飞狐外传》讲述的是胡斐的人生事故,其他人苗人风或马春花,都有各自的不幸。这一段人生历程中,一切历史的、政治的人生的各种思想都被推得很远。年少时代纯情美好而又悲伤的缅怀,就象陶然亭旁余鱼同的笛声,陈家洛的吟诗,这样伤感而温馨。《倚天屠龙记》虽有更多连环套的感情事故,其含义却不止人生的感触。我们看到在两代人对比的经历中,上一代张翠山因娶了一个代表“邪教”的人物殷素素为妻,而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下一代张无忌不计世俗舆论与普天下汉人都痛恨的鞑子郡主结好,由于他随和的人生态度,并没有什么悲剧发生。这就有一种教育性的寓言在向我们暗示,所谓的正邪之分、是非观念在帮派之争中往往只是一张招牌,一个借口,是不值得过于激烈地坚持的,何况往往世俗所谓正人君子所攻击的“邪魔外道”,却有纯良挚朴的天性。看过《倚天屠龙记》这本书的,都会觉得谢逊、杨逍、韦一笑这干被中原正道武林称为“魔教”的教众,比之灭绝师太等所谓正派人士要可爱得多。其实象谢逊、韦一笑这类人,倘若处在现代社会,不是被关入高规格的精神病院,也要送上刑场,而在小说书里却是被世俗冤屈了的正面角色。也是金庸在《连城诀》中那种对道貌岸然世俗社会的余怒未消,一直延续到此书中统统将正统职业描写得虚伪卑劣,而受尽他们诽谤的“魔教”人众各各真挚果敢,豪气干云。这是明确的对正统文化的批判,但还是落人了非此即彼的圈套。一直到几年后写出《笑傲江湖》,无论正派魔教,都存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这时金庸的思想观念才日臻成熟。

    由谢逊、韦一笑等人的为恶而不恶的价值标准来看,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感到迷悯的善恶之分已有了明确的轮廓。1959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之前善与恶的标准取决于道德或礼教,而道德与礼教注重行为意义的划分。1959年以后,披着道貌岸然外衣的侠土们丑态毕露,以此证实了礼教道德的虚伪与可笑。善与恶的意义区分转移到人性的本质上:那些为虚荣的物欲、权欲、名利欲所驱使的显示出虚伪和卑劣人性的现象,才是鞭挞的对象,而传统的礼教或道德标准,似乎只保留在了人伦亲情、男女关系上。因此象《天龙八部》中南海鄂神、《笑傲江湖》中田伯光,虽怙恶不悛,却实在不是恶人。相对于自命君子的卑鄙小人,这些不懂欺骗与虚伪的罪犯有着理直气壮的可爱。当然实现社会中的罪犯心地不大可能如此纯良,之所以这样写,金庸对丑恶人性、虚伪风气的痛恨已经到了产生逆反心理的地步。一直到最后的杰作《鹿鼎记》出台,金庸才从这种愤激思想中摆脱出来,笔下的人物无论跳梁小丑还是英雄好汉,都各个遵从他们自身价值观下命运的发展,人物真正走上客观实现、生动有机的轨道。

    《倚天屠龙记》的结尾处,张无忌落入朱元璋的圈套,受到激将而退隐,然后又回到他所处的同赵敏与周芷若的纠葛之中。同全书浪漫的情节风格相比,朱元璋的阴谋显得触目惊心。由于过往的主人公要么象郭靖一样与国共存亡,要么象陈家洛因政治观念本身有问题而失败,要么象袁承志、杨过、狄云自动选择退隐,即便胡一刀被害,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象张无忌这样彻头彻尾地上了坏蛋一辈子的当又无处倾诉,绝对是第一次。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些为国立身处命的大英雄、大侠士是不可能被容于恶俗的人世间的;陈家洛、袁崇焕时代仅凭热血义气就能召唤起无数同志的时代已经过去,满腔热血的侠士越来越孤独。这种孤独发展到后来,就是萧峰的顶天立地,绝世悲凉。在萧峰以后就再也没有英雄出现了,石破天、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不同类型的隐士。

    这一晦暗的思想在《倚天屠龙记》中,只被揭开一只角,残酷的实现世界只作偶尔闪现就立时隐退,张无忌又被拉回到私人的感情纠纷中,一个难说结局的爱情事故。出于对童话气氛的爱心,象周芷若这样的人也被勉强地从污浊卑鄙中拉回来,全书还是以颇有喜剧色彩的结尾结束。但是还是有疑问,书中写张无忌将教主之位传于杨逍,朱元璋羽翼已成,后来杨逍“老朽德薄,已万万不能与他争教主之位了”。书中又写朱元璋登基后反大杀明教功臣,那么在这场权位争斗中,杨逍有没有被害?我初读此书时就有了隐隐的疑问,怎么样都无法确定,看来小说作者是有意模糊。杨逍的个性在刻划上虽过于草率,似乎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普通教众,但是因为有与纪晓芙的爱情,也是作者钟爱的人物之一,不忍心让他死在无赖朱元璋手里。新出炉的香港同名电视连续剧在结尾处有很大改动,张无忌与赵敏都受到朱元璋的陷害,杨逍被受尽利用然后毒死,惨不堪言,将电视剧与原作相比一下,即可明白“商业化”的含义。即便是在金庸创作达到最实现最成熟的时期,也不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我小时候读“农夫与蛇”的事故:农夫以身子暖冻僵的蛇,蛇醒时反咬了农夫一口,农夫临死叹息,原来蛇是不应该救的。打小想起这事故我就觉得不舒服,至今仍不以为然,虽然是处世的至理。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断扩展恶的势力,甚至到后来心肠越来越硬,使萧峰自绝、刘正风曲洋惨遭灭门;但是丑恶绝对不会将善良吞噬得一干二净。萧峰是自杀的,刘曲二人留下了《笑傲江湖曲》并有令狐冲延嗣。其他如丁典虽死,,还有狄云继承遗志;胡一刀被害,还有儿子胡斐;陈近南被害,害他的人也没有好下场。善的精神始终屹立不倒,也永远不倒。这才是金庸十数年间坚持着的理想与美的精神。

    接下来就要说到《天龙八部》了。这部武侠小说中有名的经典之作被许多人视为金庸作品中最“好看”的作品,无疑仅趣味性而言是15部小说中最强的一部。本书充分挥发作者在武学、佛学、棋道、花道、历史、政治、人性、爱情、命运;机遇、人道各方面的知识与才能,人物既多又各各性格鲜明,情节线索繁复又有条不紊,结构绵实丰富,技巧接近圆熟。主角段誉与虚竹的遭遇有很强的机遇性,充满机趣的幽默。慕容复与游坦之的命运却取决于他们不同的人生观点和人生态度。其它无论四大恶人、逍遥派三大高手、段正淳及他的一干妻子情人等等人的事故主要还是体现出通俗小说的趣味娱乐性。只有萧峰是个例外,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身边的人。

    当萧峰刚出场时,借着段誉的眼光,已给他打上了“英雄”的标记,但是他在读者心中真正成为英雄,却是从他承受一连串命运的打击开始的。杏子林中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世被揭穿,他被逐出丐帮。很快阴差阳错地背上冤案,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聚贤庄的厮杀中,最惨的是为了访明身世真相中了马夫人的奸计,误杀了心上人阿朱。为了完成阿朱的嘱托照顾她的妹妹阿紫,两人一齐来到北方,无意中多次相救辽王,被封南院大王。可是辽王命令南院大王必须南征大宋,萧峰不从苦苦劝谏,辽王反生疑忌,用计使阿紫骗萧峰喝下毒酒,萧峰被辽王抓住。中原武林闻讯以为萧峰此举证实他绝不可能是契丹人,便同段誉虚竹一行带人攻打上京救出萧峰至雁门关;雁门关宋国守军却拒不开门,辽王率大军追至关外,虚竹段誉在十万军马中将辽王擒获,萧峰逼他立誓赎身,辽王只得当众宣誓终其一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辽王讥刺他可去向大宋皇帝邀功,萧峰朗声说自己身为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今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于是“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萧峰的用意在今人看来十分简单。他只是想阻止宋辽双方开战,以免兵凶战危、生灵涂炭,他只是想提倡人道的平和,呼吁停战。如果大宋领兵北伐契丹,他也定当一力阻止,可叹中原群豪认定反对辽王向大宋开战的人不可能是契丹人,所以倾巢来救他们的“同胞”;萧峰死后汉人仍不愿相信他是契丹人,还有人以为他是学会了所谓大宋的“大仁大义”又自觉愧对家乡父老而自刎的契丹人。总之包括辽王耶律洪基在内,人人都不能理解一个名位既高、武功才干又顶尖的人物不为图名图利而叛国,又无任何强迫而自杀。萧峰死后胜利果实被宋国官僚皇帝所剽窃,他没有得到这个世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承认。所谓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一个真正的清醒者在污浊之世是无以容身的,譬如布鲁诺宣布出宇宙间的真理,他被需要利用愚蛮来控制人民的统治者们绑在鲜花广场焚烧。然而童话作家金庸没有让世界去杀害他,却让他自己选择了死亡,这样的结局点出忠君思想的历史限制,更主要是因为千古艰难唯一死,决断的自杀将他的人格力量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只能是这样,不能让这充满愚昧的野蛮的世界来吞噬他。

    从萧峰的事故中,同时又看到作者本人对早期陈家洛时代民族思想的否定。由于一些外族人的入侵,或者一些异族人的落后而产生的血统思想是不正确的,人性的好坏,世事的取舍不能因人的民族血统而论,象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就是契丹人。《天龙八部》中历史局限下敌对国双方的民族偏见十分严重,汉人一旦风闻萧峰是契丹人,就立即认定他是“大奸大恶之徒”,很快集合计谋擒杀他,废去他的帮主之位。待到萧峰背上杀父杀母杀师的冤案,汉人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合起来,在聚贤庄进行聚歼。冤案不是主因,他的血统才是引发他们愤怒的根本关键。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一个人命运的悲剧上。而在这种历史性的人物悲剧命运之上,更体现出一种对历史本身的悲剧意味的发掘。小说末尾处一心想做大燕皇帝的慕容复发了疯,戴着纸做的高冠坐在土坟上,命令小孩子们对自己山呼万岁,凄清的感慨中有些许象征意昧。这纸做的高冠与土坟的宝座,让我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座右铭: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帝王将相、王图霸业,到头来还不是尽归尘土。萧峰之死惊天动地的一响之后,只余下几声淡淡的凄凉的回音。

  (三)

    写作此文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以我这样的对小说的感觉,如果单单只看完萧峰的事故,绝对想象不出作家还能有什么样的突破----恐怕这就是庸才与天才的区别。在《天龙八部》完成以后的数年内,金庸小说无论从哲学意味还是生活体验,或者历史批判、人性刻划的各种不同的层次上皆有各自的突破。我不知道《白马啸西风》与《鸳鸯刀》写作于何时,从风格与技巧看应属1959年以后的作品之列;一个重情,一个写趣,都是中篇佳作。《自马啸西风》中肯定地强调了民族平等的观念,但还没有上升到对“民族血统论”批判的地步,想来与《天龙八部》写作期相距不远。这里将重点讨论一下《侠客行》、《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三部鼎盛之作所代表的成熟时期的金庸的三个方面的写作思想。

    读者们也许会奇怪,在创作了《天龙八部》这部历史感、人生感十分苍凉的小说之后,怎么会有《侠客行》这样奇怪的转变?本书<后记>中强调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石清夫妇的爱子之心,虽然与哲学性的主题发展相比,石清夫妇与儿子的感情戏比重不大,但可以肯定,在写作《侠客行》的前几年,金庸的人伦生活发生了重要变故。1977年金庸替《倚天屠龙记》补作后记,特别指出小说中张三丰见爱徒惨死,谢逊听说张无忌死讯时的伤痛描写太浅薄,强调“只因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此书中描写粗陋之处很多,为什么单单指出这两处?又为什么用这样沉痛的悔悟语气?为什么1965年完成《侠客行》石清对儿子的爱护心理描写之时,“泪水再次打湿了稿纸”?显然在写作《倚》之后,《侠》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对父子人伦的体验有了大大的变故,很可能是一次极大的创伤。由于本书独特的哲学意味、事故趣味的笼罩,这种人伦之情的表现力还是体现得不够充分,但至少是很成功的感情戏。本书中几乎不存在正式的爱情描写,石清夫妇的爱子之心就是感情的重头戏了。就我所见,以后金庸又成功地描写了《鹿鼎记》中陈近南与韦小宝的父子情谊,这对师徒之间深挚

  的感情同韦小宝与康熙名为君臣、实为兄弟的情谊一样填补了正式爱情的空白。

    不过《侠客行》表面上还是呈现出极强的单纯的趣味,这是一部充满童趣和谐趣、充满作者幽默智慧的杰作,除石破天外很多人都继承了南海鄂神夸张的意趣。如果要证实作者的哲学性用义,最明显的论据就是结尾。当石破天发觉将自己养大的母亲并不是自己母亲时,茫然自问:“我是谁?”全文在这突兀的发问中嘎然而止,仿佛带着些空空洞洞令人茫然的回音。八年前西毒欧阳锋遗留下的问题重新提出。不管历史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人类总摆脱不了一个最原始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里去?在《侠客行》这个被漫画了的世界里,金庸同样产生了对自我位置的迷失与反省。不过这一自省在最后的一句发问之前,并未见任何酝酿的铺陈或准备,可见如西毒发疯时的疑问一样,仍属一时兴起没有明确见地的疑惑。这一句古老的命题在此处结尾就显得过于突兀、沉重,与全书用轻松笔调反讽谈化人生的写作风格不相适应。

    作者在全书中采用的手法主要是反讽,在如同一张白纸般单纯的石破天眼中,这个世界自寻烦恼无事生非,莫明其妙。我很惊奇地发现一旦反讽手法与神话结构相结合,会产生怎样强烈的启发效果。在石破天眼前呈现的,实则是一个满地狼藉、丑态百出的世界,只不过丑恶被淡化了,文字描写一反往常的丰满绵实而以疏谈平和的节奏出现,淡淡的禅机微微闪现。譬如这样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人生观,丁不三:“良心好的人便是傻子,便是白痴,白痴就是该死。”又如叮叮当当:“他见到美貌姑娘居然不会轻薄调戏,哪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真嫁了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呆木头,做人有甚么乐趣?”世人的人生观一般不会夸张到这个地步,可是的确有某一种人生观的影子。在对世界一无所知的石破天看来,一切世人世态都显示出多余的自寻烦恼,作茧自缚。为什么那么爱面子?为什么要讲虚假的礼节?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杀人?为什么要处处留心?为什么别人会以为他是坏人?他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旁人却总以为是反话。为什么要有仇恨?为什么因恨而自毁?为什么人总是忽喜忽怒,心地难测?

    这种反讽意味体现出一种对朴素人生观的需求。虽然此书是充满夸张的,但题材的底子却比以前的作品大为实现。比如石清夫妇,是中国传统的平凡美满伉俪的典型,金庸所描写的情侣夫妻中,以这两位最接近中国人的形象。又如关于侠客岛与赏善罚恶使,他们对江湖上无论巨细的隐私秘事都了如指掌,是民间传说中对侠客描绘的传统特征,而赏善罚恶,就是民间文学最原始的心理需求。还有其他像长乐帮人为躲避灭帮之灾而甘心受一个武艺低微的坏小子的恶意凌辱,种种自重身份的武人讲究虚伪礼节爱好面子等等,如果去掉武侠的身份因素,在生活中都是很普遍的事例。所以小说读来虽觉夸张有趣,但毫不觉得荒诞。生活中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只是有单纯洁白的石破天相对照,可笑的特征就凸浮出来。甚至智慧识见都成为一种束缚,侠客岛包括两位绝顶聪明的岛主在内集天下武林才智人士钻研数十年都解不开的武学之谜,他一日之间就看明白了。其实他也没想明白什么,只是因为不识字,无意中接受了字形图形的刺激,神功就练成了。上文讨论过金庸经常写主人公不识字的原因,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引起的,但本书中体现的反是一种对文明的反讽,由于文明社会中经验沉积的束缚而限制了人性与识见的自由。也许金庸的思考方式中也掺杂了某种佛教禅宗的思想,但是在对实现世界的反讽过程中,没有具体对象的肯定。

    从这种温和的,对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作者金庸本人对世人的感情仿佛已由绚烂而归平淡,仿佛中年人多经沧桑的心境不再象年少时有炽烈的感情冲动。但是本书的题材底子虽然是不乏实现的,其表现内容却毕竟趋向哲学性的抽象,仅停留在人生的表面线条上。为此金庸接下来又创作了一部与《侠客行》全然不同的深入刻划人性细节的作品,它对于一个不断乐于突破自己的作家而言,是可喜而又成功的尝试。

    我曾说过《笑傲江湖》有可能从《连城诀》脱化而来。不管是与不是,前者比起后者来对于恶的理解,更深入到人性内在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岳不群与林平之,都有各自自以为是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岳不群因为徒弟的光彩大大超过了自己,使自己失了一直最重视的体面,而决意将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徒弟置于死地,这阴暗心理比起田归农来要极端得多。大群人如任我行、左冷掸、东方不败等等因权欲的熏冶而失去常性。最典型的是林平之,此人本是个正直的年少,因为恶势力的打击与恶势力的渗透而变坏,他的变坏有个过程。尤其在刚刚受到命运打击沿路乞讨的时候,因为偷不偷龙眼而进行思想斗争,为了保持大丈夫的做人原则而“宁做乞儿,不做盗贼”。这样的人最后还是变坏了,充分说明作者对早期陈家洛、郭靖等人处世思想的反省:任何带有功利性的人生观无论出于自私或公益,或象林平之这样仅为成全自己的“大丈夫”人格形象,总归太计较成就感,一旦遭受挫折,人性所受到的打击就易变形,是福是祸也当真很难预料。象陈家洛、郭靖这样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思想,道德上是应予以肯定的,但大部分读者从本性上更欢喜令狐冲这样的个性充分自然、健康活泼的形象,摆脱一切人生功利追求的阴影。令狐冲自由洒脱的个性凌驾于世人之上,《笑傲江湖》的思想也从早期过于入世的思想中摆脱了出来。

    本书对功利社会的理解有相当深刻的一面。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设计:要练绝世神功《葵花宝典》或《辟邪剑谱》,必须引刀自宫,东方不败、岳不群与林平之都为此而变得不男不女。我觉得这一构思绝对不仅出于悬念线索的需要或娱乐刺激的动机。宫刑一向是东方文明中最可耻的内容之一,竟然有人心甘情愿引刀自宫,可见功利欲望对人性的破坏摧残影响之深。好莱坞电视剧《荆棘鸟》中拉尔莫神父对小麦琪讲述荆棘鸟的事故,解释道:要得到最好的,必须承受最大的痛苦,一语道破功利社会的实质。世人只知猎奇捕艳,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东方不败的畸形恋情搬上银幕,对此深居书斋的金庸在作品集的序言里虽不乏世故地做无可无不可的开脱,内心中未必不象我这样愤愤然,怅怅然。

    本书的社会或人性的写实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有了进步。岳不群之流对自己的妻儿还是有人性的,一大群政治人物比起以往小说中的次重角色来都要世故得多。定逸师太虽不忿篙山派残杀刘正风的家人,但格斗失败也只能落荒而走。象《天龙八部》中萧峰在少室山为数千武林人士围困,段正淳父子准备以死相报,宁可将大理一脉与中原群豪为敌,实现中人不可能这样讲义气,尽一点力已经足够了。似少林方证、武当冲虚这样的厉害角色,早就同任我行一样看穿了岳不群的伪君子面目,但表面上还是敷衍得很好。莫大先生虽打心眼里欢喜令狐冲,当着许多人的面为顾及正派掌门的体面,为避嫌从不对令狐冲假以辞色。中国人尤其在权力网下的中国人,一向如此。

    《笑傲江湖》中隐笔多,曲笔也多,真正的实现意义都背面敷粉,隐藏在暗处。这简直不象是通俗小说的做法。我已另作一篇《细论》来详细阐述这部小说的内涵,以作本文的补充。以《笑傲江湖曲》为主线索的事故框架的大致为:东晋时隐士嵇康受到小人谗言为司马昭所杀,他的《广陵散》成为绝响,多年后被曲洋与刘正风发掘并加以补充,谱成《笑傲江湖曲》。但曲刘因身在不同帮派,二人友谊为权势不容,终于惨遭灭门,临终他们将曲谱送予令狐冲。令狐冲历尽种种患难以后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任盈盈,二人突破世俗的爱情得到美满的结局,《笑傲江湖曲》也因得以合奏而曲谐。表面上本书的理想意义在于渲染令狐冲一类人笑傲脱俗的个性命运。但是这一层理想意义的发展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到后来越来越弱,隐藏在背面的实现意义不受控制地越伸越长。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美满结合显然是强加的光明。而真正小说主题的发展归结到莫大先生身上,他身上集中了本书的大部分实现意义。

    本书的<后记>中金庸将隐士分为三类。第一伯夷叔齐类,坚持意志和尊严,这种人很难立足于世,书中象刘正风和曲洋都死得很惨。第三陶潜类,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当然令狐冲是属这一类。第二便是柳下惠类,坚持“事人”不“事教”,但是必须放弃尊严和原则,这类人具有实现意义,道德上也很可敬,莫大先生其实就是这一类隐士。同时他也是地道的政治人物,具有隐土与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书中曾反复描写他如“市井之徒”一般的相貌,外貌描写本书中以此人为最多,不是偶然的,突出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风尘隐士的特征。又反复多次地描写他的“森冷”的眼光和剑气,一个喧嚣闹市中的冷眼人。凄凉的胡琴声从事故开始到结束多次出现,那是对世人的悲悯。金庸在<后记>中表示热衷于权力的人们都很可怜,莫大就是他的替身。另一方面莫大又是个过于沉重的政治人物,为了门户生计而每每委屈求全。左冷禅野心并派诛杀刘门,他无法抗争只暗杀了一个费彬;但当并派时左冷禅提起此事,他怕连累衡山一派与篙山火并,只得立即闭嘴,当着正教人士的面,从不多表示对令狐冲的亲近;明明劝令狐冲去救任盈盈,自己却不得已掮起正派掌门的身份围剿他。如果细看一些故意写得隐秘的细节,就会发觉这个人的心计决不下于左冷禅或岳不群,他这样在权力争斗中无心恋战,却能全身而退,实在是很不容易,他为什么要诈死隐退?也许早有隐退之心,只是顾及左冷禅、岳不群之流的野心会危及衡山派所以不能袖手不管,待得敌患皆除,便乘机逃世隐蔽了。

    从这一背面的实现意义对表面的理想意义的削弱看来,《笑傲江湖》写的仅是一群政治人物,而并不是政治本身。本书的情节设计追求悬念的吸引力,因而后来一窝子人在华山厮杀火并,左冷掸、岳不群、任我行等一干人一日之间全部死掉,显然是因为各人的面目,尤其岳不群已经完全暴露,立即交待结局才是成全惊险趣味的明智之举。若是真正的政治斗争,左冷弹虽失去五岳掌门之位,更瞎了眼睛,仍有很强的势力,岳不群却一个亲信也没有,实际上他从不相信任何人;两人大可继续较量,费不着以身犯险去进行无谓的厮杀。这一场厮杀也难以解释,任盈盈也解释不来,只胡乱掩饰“个中情由,外人就难以得知了”,企图以叶遮目。这样一来本书立意严谨的结构在这关键之处就显得松散混乱了。任我行也天年已尽得太突然了些,虽然也是一种必然。小说中令狐冲不肯入教,日月神教中的好朋友们与他敬酒道别,任我行不动声色地盘算怎样一举铲除正道,又想:“待得少林、武当、恒山三派齐灭之后,今日向令狐冲敬酒之人,一个个都没好下场。”----真叫人心惊。任我行是目下对令狐冲与任盈盈婚事的唯一障碍,此人一除便大事已定,所以金庸让他“耗尽真元,天年已尽”而成全令狐冲的自由人生,使读者们看到一个安慰的结局。但即便任我行的自生自灭是人生的必然,世界上权力斗争与狼子野心仍比比皆是,不会因几个人或几个集团的毁灭而消失,象任我行在前文所述的那种居心一定会有继承人,令狐冲的结局怎么可能这么太平?

    令狐冲的人生事故的确带有过多的理想性。若不是机遇好得风清扬传授剑法,又蒙任盈盈这样的大靠山垂青,只怕令狐冲早已被岳不群之流乱剑分尸,无论如何“笑傲”不起来;金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本书终局风清扬、莫大先生、仪琳这三个令狐冲真正的知己,一个也没有与令狐冲团聚。令狐冲与任盈盈洞房花烛,‘莫大只远远地拉胡琴而贺喜,“凄清苍凉之意终究不改”,“到后来曲末终而琴声不可闻。”暗示权力斗争并未象书中表面所写的那样结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象令狐冲这样得能如偿所愿,是美化了的人生。美满的结局是本书最大的曲笔,金庸已经摆脱不掉实现意义的生长,所以用隐喻的方式暗示读者,实现中追求个性自由的人,难免卷入残酷的名利争斗。象莫大先生这样的无奈逃世,才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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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通俗性的武侠小说读者来说,毕竟只惯于接受表面的启发,过分抑制性的主题同阅读趣味不适应。何况本书写作中纯娱乐性的动机与实现意昧的冲突也很明显。比如为了掩盖岳不群的嫌疑因素,令狐冲对岳不群的态度总过于盲从敬仰,甚至迂腐,这直接导致了令狐冲形象的削弱;又如前文所提过于草率地使一群人互拼而亡。这样无论娱乐和写实两种动机都被削弱。我以为这一点失败是金庸反思自己写作方式的最好理由。在接下来最后一部的长篇创作中,金庸终于找到了反映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的最好方式,弥补了理想意义与实现意昧冲突的遗憾,这就是:讽刺。

    韦小宝是在卑劣世俗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无赖,他的成功发迹与全身以退对于他所处的历史是再尖刻不过的讽刺。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就是以毒攻毒,用一个人精来对世俗进行网友玩弄,把对历史与实现的批判提高到俯视的境界。《鹿鼎记》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杰作,一个从妓院长大的无赖,在皇宫、官场、军队、帮会、邪教、外国、民间、寺庙等各种势力围内,处处转圜自如、如履平地步步高升。所仗的主要是马屁功、说谎功、戏文知识和做戏才能,他善于收买人心、挑拨离间,关键时有赌徒性格推波助澜。此人除了念及义气以外,好色好财好赌好赖好下流,每每贼忒嘻嘻无往不利。在这部杰作中,金庸史无前例地塑造出这样一个精灵,完全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积压多年的看法。

    如果对题材的表现力不够充分,没有可信度,那么讽刺就会掉价,变成浅薄的骂人。我们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金庸惊人的对题材的识见力和表现力。韦小宝这些妙不可言的法门在各处都行得通。甚至官方的一套拿到帮派教会中也行得通,表明中国的封建文明表面统治秩序的虚伪与腐朽。而各政治势力内部的你争我斗,尤其以神龙教为典型的内讧局面,证明中国政治传统性格中的窝里斗已经是深入骨髓的恶疾。其他附带的如民族血统论之大言凿凿,皇室正统论之声嘶夺理,看来仅是政治集团夺权的借口。甚至中国妇女骨子里的卑微奴性,象双儿本来就甘做奴才,倒也罢了,如苏荃、方怡,阿珂原先是如何的强硬,仅因韦小宝一次无赖的同床强奸就屈服了,这些女人们象宋江一样,终究是奴才。幸亏韦小宝虽是无赖,真正的心地却十分纯良,否则这些侠女们真不知要掉

  多少价。

    韦小宝武艺低微,高超武功在他眼里远不及赌博可爱,所有武艺高强之人在他的成功人生面前都是失败者,很能表明金庸对过去数十年的武侠神话的反省甚至否定。韦小宝也不识字,堂堂正正的所谓侠义道精神,也全不及无赖的手段管用。这既是对实现的回归,也是对实现的批判。金庸发掘积蓄多年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在这部小说中挥发得淋漓尽致,不复有前一部《笑傲江湖》矛盾的隐晦。技巧上也达到顶峰,结构布局庞大有机,合拍合缝,视角开阔,展然有序。

    小说第一回父女谈论文字狱,吕留良详细解释“人为鼎镬,我为麋鹿”的意义,“鼎”即“问

  鼎中原”之鼎,“鹿”即“鹿死谁手”之鹿,通部《鹿鼎记》取名取材皆由此而来。这第一回几乎成为事故情节的总纲。因为是本书最主要的题材,我就将这些政治集团相互间和内部争斗的情形稍加分析。主要有以天地会一于人为代表的汉人集团企图恢复江山的汉字旗号,公然以正义的名义同满清皇室进行政治的对峙与斗争。另外几个集团是,吴三桂的卖国集团,一味只求私欲,卖一次国不算还要再卖第二次;神龙教集团一心争雄天下分一杯羹,这邪教以内讧自相残杀了结。西藏、蒙古,罗刹国虽也有侵吞中原的野心,不过不太重要,很快为韦小宝说降。实际上真正势力最大的还是欲图反清复明的汉人集团,但由于汉人内部的四分五裂和目光短浅,致使他们在与满清的对峙争斗中越来越落下风。韦小宝刚接触天地会时,青木堂中人在英烈们的灵台前几乎为争做香主争执起来----这同早期陈家洛顺利地据义父遗命当上总舵主是个对照。然后韦小宝又发现天地会与同样竖着反清复明旗号,“江湖上人人敬仰”的沐王府好汉有着多年的宿怨,追溯到十几年前,两派人马为各自拥护自己的所谓真命天子曾进行血战。天地会的徐天川与沐王府白氏兄弟为争论这“大义之所在”而火拼。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上司延平郡王府内更是兄弟阋墙,母子失和,陈近南数次逃过郑克爽、冯锡范的暗算,最终仍惨遭杀害,郑氏大公子也被暗杀。这样的势力集团再庞大也终有一天自我灭亡。对于这种中国人的劣根性,最强的讽刺却体现在罗刹国,韦小宝这不学无术的小无赖仅用在中国人人皆知的一丁点皮毛知识,就使苏菲亚公主顺利掌握了罗刹的军政大权。所谓“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皇帝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真是警世妙句,我没见过有谁这样真实深刻地写出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最妙的是神龙教的描写了。在所有政治集团中唯有神龙教是明确的杜撰,虽然金庸曾强调他的小说并不影射什么,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多少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历史上没哪一个朝代哪一个集团如神龙教这样的青眼娃娃兵,娃娃兵们手举刀剑高呼“寿与天齐”,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高举语录呼喊“万寿无疆”,足有七分神似。神龙教中阿谀自大、又人人自危的政治风气,与文化大革命也很相近。本书最初创作时就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强烈刺激。但是象神龙教主洪安通这样的作为在历史上却并不鲜见,刘邦、朱元璋都是如此这般坐稳龙椅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中国政治的经典。大肆诛戮“老兄弟”等同于刘邦们的大杀开国功臣,只是洪安通将行动发动得过早了些,刘邦朱元璋都是平定天下做了皇帝后才动手“清君侧”,所以洪安通只是个失败的反贼,虽然武功高强,还是死于火拼。

    本书对权力、政治渗透下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明如洞烛的体察。在韦小宝眼中,皇宫与妓院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更富丽些;而他从小在妓院中学到的权术知识如威逼贿赂、马屁说谎等在各上、中、下阶层都无试不爽,表明封建权力网络的虚荣风气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天地会一干人商量如何反清复明时,他只想着赌钱唱曲;官筵上人人道貌岸然觥筹交错时,他提出唱淫秽小调“十八摸”,这都是对传统正统文化痛快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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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书中并未将韦小宝写成真正的无赖。小说末尾顾炎武等当世大儒劝韦小宝做汉人皇帝,这真是惊人的讽刺,仔细一想,也不全无道理。韦小宝从杀史松起,杀小桂子、杀鳖拜、杀四太监、杀董金桂、杀瑞栋,其时气候初成已显一代年少枭雄本色。这样鬼精灵的人才,在相应环境下再熏陶几年,做某个政治集团的首领完全有可能。比如刘邦除了任人为贤,无赖狠毒外就什么也不会,照样做了开国皇帝。为什么不把韦小宝塑造成刘邦一样的大无赖?难道这样一来批判的力度不会更加沉重深刻?

    韦小宝虽有无赖的习气,但在他的人生观中,最最重要的还是讲义气。为了报答康熙的知通之恩,陈近南的慈爱之情,不借以身相救,什么满汉之分,什么忠君之义都是分文不值的,别人待你好,你也必待别人好。同义气相比,一切酒色财气、权势礼教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东西。这样一来,韦小宝的本性中呈现出同令狐冲相同的至情至性、自由洒脱。他的本质意义也还是一个隐士。换作旁人有韦小宝这样的飞黄腾达,在权势场中熏得多了,用不着顾炎武等人来劝,或者早就动了做皇帝的念头。金庸之所以让韦小宝保持纯良洒脱、真情至诚的天性,是因为让一个有善的本性的人去网友人间,完全对俗世的嘲弄,仍能保持小说真善美的精神气质,保持小说“童话”的理想气质。

    所以《鹿鼎记》的讽刺风格实则是高尚的。《金瓶梅》在写作中反映出作者对丑恶世态既夸大又羡慕的心理;晚清文人因不得志而著谴责小说骂人,这些都不能与《鹿鼎记》相比。鲁迅对待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没有这样强烈的感情,但是《鹿鼎记》的写作风格怨而不怒,讽而不讥,文辞构思,畅快淋漓,其间表现出作者对中国人的爱心之厚,责心之切,仅以讽刺小说而言,我认为足以与《儒林外史》、《阿Q正传》作鼎足观。此外它还是很好的历史小说与通俗小说。作者的武侠创作就此书而止,读者也无所憾了。

    总结一下,金庸武侠创作从1955年起大致可分三个时期:1959年前后,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跨度很大,这一年之前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生活中遵守正统文化的道义要求,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而处世;从1959年《雪山飞狐》开始,作品的批判性加强,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中虚荣和虚伪习气的深恶痛绝,对丑恶人性的憎恨,并意识到善良正义所处的困境,爱情描写步人金黄时期,彻底反省早期不甚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年至1972年《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分别采用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对生活、政治、历史做进一步深刻实现的描绘与反省,对人性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同时这三部作品反映出作者已经从过于人世的人生观中摆脱出来,在对繁琐喧嚣、互动干戈的外部世界的观测中,寻求、发掘健康与活泼、朴索与自由的人生。在十几年的所有作品中,金庸始终不忘真善美的意义,高悬纯洁与美的童话精神。通俗小说的趣味意义在这一系列本质思想与神话结构的结合过程中被挥发得尽善尽美。总体上就象金庸自己所讲的那样,后面的比前面的写得好,长的比短的好,世界观也在一年一年地进步。写到此叫声惭愧,因为机缘所限没能看到金庸的最后一部短篇《越女剑》,却给文章取了这么托大的题目,未免不尽不实。至少在这篇也许过长了的评论中,我证实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绝对不仅仅是通俗意义的小说。喜爱金庸、理解金庸的读者早已将他的名字永久地扎根在心里了,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象承认安徒生一样,承认中国的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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